，不该祭祀。
当时的嘉靖皇帝也没当多大事，就将此事下发给了礼部商议，那时候的礼部还遵循着历代传承主流的历史观念，认为“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”。
所以礼部商议回复给嘉靖皇帝的结果就是：“胡元受命九世，世祖最贤，其一代之治有足称者，所谓夷狄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，亦春秋与善之法，且自古帝王常优崇胜国以昭忠厚，太祖神谋睿断，必有见于此，故载在祀典，百余年于兹矣，宜遵旧制，庙祀如故。”
面对这样的部议，嘉靖皇帝也没其他意见，直接就准了。
但随着之后大明和北边草原之间的矛盾和战事日益加剧，而明朝这边又是吃亏的一方。
所以国内仇恨的民族主义情绪就急剧的高涨，连带着已经被朱元璋钦定为正统的元朝也遭到了敌视。
到了嘉靖二十四年二月，再次有礼科右给事中陈棐请求将忽必烈赶出历代帝王庙，认为忽必烈是“以夷乱华，不宜庙祀”。
因为现实矛盾导致的思想缘故，礼部商议结果自然也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，同意了陈棐的意见，不再坚持原来的“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”的历史传统。
当时也恼怒草原鞑靼几次三番的入寇大明烧杀抢掠已久的嘉靖皇帝，这时候自然也是情绪上头，不再认可前元法统，所以嘉靖皇帝也直接说出了“元本胡夷，又甚于五季者，帝王庙并墓祭俱黜罢”的气话，顺从了朝廷和民间主流的仇恨意识。
从此便将元世祖从历代帝王庙里踢了出来。
而这之所以会在十多年间发生如此反复的结果，说白了就是现实的政治需要。
现在形势又逆转了，俺达率领的入寇大军在京郊给打残了，使得草原十年二十年之内都无力再成危害，所以天朝上国的气度自然也就恢复了。
再加上朱载坖在建议里说的草原重要性，以及后续借用经济之道控制草原的实操性，嘉靖皇帝自然也会多多的考虑未来的政治法理问题。
因此，恢复一下元世祖的祭祀法统，从法理上就能确定大明和前元的统续关系，从而得出草原也是大明要继承的前元疆域结果，这不就是皆大欢喜的政治需要吗？
毕竟当皇帝的，谁不想立下开疆拓土的旷世武功？现在加的牌位的操作就给自己带来了统治草原的正当性，傻子才不干这种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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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农民真的苦啊。
所以我从来都不喜欢那些歌颂农民的调调，也不喜欢那些歌颂苦难的调调。。。搞出这种调调的人，不是蠢就是坏！
如果农民和苦难要真值得歌颂，应该会有很多人抢破头皮当个贫贱小农享受苦难吧？
但现实的情况，除了别逼无奈和无他活计，谁特么愿意担着风险和苦难，当最辛苦的农民？
(本章完)